文章 – 走走吃吃

为人师表（二）|城南小学生

吃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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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老师的关系随着两个维度发生变化，一是我们年龄的增长，年纪越大越不惧怕老师；一是时代的大维度，现在的孩子怕老师的程度早已没有我们那时之甚。教师这行当我做过，举凡不是心智残缺之人，刚执教鞭时想必都希望自己可成为一个好老师，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然而有时个别孩童之顽劣是成年人难以忍受的，我们都经历过孩童时期，但进入成年之后似乎那些调皮记忆便消失了。新老师想用各种温情办法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却每每得不到回报，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可能是学生对教师本身就有敌对情绪，亦或学生将教师视为自己所厌恶的功课的化身，一同厌恶之了，当然还可能有更多个体的原因，难以一一明列。于是入行几年之后，大部分教师的职业信仰就破灭了，“不听话就骂，不学好就打”，这十字“箴言”逐渐成了我小时候一些老师的行为准则。

我在城南小学的时候有过两任班主任，一任便是前文提到过的小陈老师。另一任则是二年级后成为我们班主任的谢樟琴老师。那时候谢老师已不年轻，短发烫着大波浪，发梢有白丝，脸上的纹路也都显露出来。她夏天的时候穿一条长裤一件浅色衬衫，正如七八十年代宣传海报中的那些老师模样。天气冷了便穿尼格子短外套，类似休闲西装。鞋子则总是黑色或棕色的皮鞋。谢老师教授的是语文和劳技两门课，那时候劳技课常由班主任教授或者改为自习或者被其他老师霸占补课。在普通话普及之前，全国各地的老师上课都是用方言进行的，从谢老师的口音可以听出，她一定是在后来才学了普通话。譬如“黑色”她发成“喝色”，“绿色”则成了“六色”，时常逗得我们捂着嘴笑。幸好我对老师所教授的东西总是充满了怀疑精神，因而在口音上没有跟着她跑偏。

谢老师是个老派的教师，上课主要靠板书，幻灯片都很少使用。每每到了期末复习阶段，我们就跟着她抄写各种习题，她在黑板上写，我们在笔记本上抄。抄完了之后作为当天作业完成。抄写习题时全班都静悄悄的，老师很少说话，我们也不敢肆意交谈，而且也没有时间让我们开小差，如果没把题目抄完下课后就得去别的同学处借笔记本补录，实在费力气。在这种时候，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只有手肘磨蹭着纸面的声音、粉笔偶尔发出的刺耳声和笔尖落在纸面上的哒哒声。这一幅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也经常想起。谢老师的板书非常整洁美观，写出来的字也端正大气，因而她对我们也有很高的写字要求。从三年级开始她就要求我们用钢笔写语文作业，而且必须是蓝色墨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我的钢笔毁坏历程，到底换过多少支钢笔已不可计量，总之家附近的文具店老板已与我父母十分熟稔。但正是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几年的小学生活奠定了我们的硬笔基础，不至于把字写得东倒西歪，奇丑无比，很多当时令人痛苦的决定其实是为后来积了福。

很奇怪的是，在我记忆中谢老师是一个慈祥的好老师，但其实她对我并没有特殊的关心，心中记得的还是一些不太好的小事。有回暑假，我到报名那天都还没做完暑假作业。这对小学生而言简直就是天塌般的大事，于是我只好很早起床，关起房门奋力书写，一直到吃午饭时才把所有作业完成。这其中包括一份15页的硬笔方格纸练字作业，由于时间紧迫我胡乱书写，写了好几张的“一”、“二”、“十”、“丁”了事，字迹自然也是东倒西歪的。下午父亲带我去报名，在去学校路上，我嘱咐父亲不可将这件事告诉老师，就说我们外出旅游今天才赶回来。

没想到父亲一见到老师就滔滔不绝将实情说了，谢老师说，没事，报完名就好了。还说绝不会批评我，让我明天放心来上学吧。我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回了家，第二天上午谢老师点评暑假作业，一开始她都在表扬那些认真完成的同学。到最后她突然拎出我的说，这是谁写的？这么敷衍！我一想自己确实忘记写名字了，于是只好举手说是我的。她狠狠看了我一眼说，作为班干部不应该啊！我当时真连死的心都有，明明说好不批评我，结果却食言。但现在想来，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未署名，导致谢老师忘了这是我的作业吧。

但记忆中总还是有不少温情小事的。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学校食堂推出了午饭套餐，一个月60块钱，可以省去中午回家吃饭的力气。我家离学校不算近，因而我就成了这套餐的参与者。由于食堂人手不够，盛饭菜的窗口需要学生帮忙。差不多每个学期，每班会轮到一周的值班机会。我们的职责主要是维护秩序，帮忙把菜盛进铁餐盘等等。虽然要在所有同学都领完餐之后我们才可以吃，但好处是可以在剩下的大量肉菜中随意盛取。谢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参与值班，每次吃饭时她总会拿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食物与我们的分享。那是我感觉和老师最亲近的时刻，完全没有距离感，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因为吃联系在一起，平等地分享着食物。

我们五年级的时候，谢老师病了，整整一个学年她都没有出现。后来我们知道她脖子上长了一个瘤，要做手术，因此请了整整一年的病假。这期间我们走马观花地换过好几个代课老师，先是由其他班的老师代课，后来时间长了就有了专门的代课老师。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开始想念起谢老师来，于是在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全班募集了一些钱，给谢老师买了一个大果篮。我们这群班干部拿着果篮去看望老师，她家那时候在剡湖边上，离学校并不远。记忆中那是个冬天，我们都穿得鼓鼓的，徒步来到老师家里后，没有停留很久便又回去了。毕竟七八个小孩还是很吵闹的，会打搅老师休息。半年之后，谢老师回来了，似乎一切都没变，只不过脖子上多了一个手术的疤痕。而且她比以前更加温和慈祥了，还时常告诫我们，身体健康比一切都重要。

考上大学那一年，老班长约我一起去看望谢老师。一同去的还有以前的副班长和劳动委员，我们四个人按着班长打听到的地址——老师搬了家，那时候已住在剡溪南岸的新小区中——骑着自行车，聊着高考的遗憾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一齐向老师家行去。六年不见，谢老师已从精神矍铄的中年妇女变为白发老妪，行动不便，坐在轮椅上，口齿含糊地问我们以后的去处。听到我们都考上不错的大学后，她笑了，但那僵硬的脸将笑容扭曲了，我们都能看出她内心的痛苦。她说，岁月不饶人，现在说话表情都难以由自己控制了。我们坐了大概半个小时便告辞了。

原来，在带完我们之后没几年，谢老师便到了退休年龄，后来赋闲在家调理身体。前几年中了次风，身体就越发不济了。回去的路上，我们四个人感叹时间飞逝，从此就要离开这座小城，不知以后是否还有机会来探望老师。又一个六年过去了，我没有再去看望过谢老师，我们四人也未再聚齐过。小学时觉得漫长如年的校园时光，现在竟只是回忆中的一瞬，每每想到这些事我就容易出神。

2012年12月26日写于北京

2026年1月11日修改于香港

部分内容发表于2026年1月15日《大公报》专栏

插画创作：清木钢笔画

《大公报》副刊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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